赋安科技大厦国学泰斗季羡林逸事-民国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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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泰斗季羡林逸事-民国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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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1911.8.6 — 2009.7.11),山东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偷看闲书与练铁砂掌
季羡林上学很早,但是在班上却从来不是“三甲”的学生。虽然对正课不感兴趣,但是也有他非常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看小说。
叔父是古板人,把小说叫作“闲书”,闲书是不许看的。在家里的时候,他的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 济南话)。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小羡林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红楼梦》大概太深,看不懂其中的奥妙,黛玉整天个哭哭啼啼,为他所不喜,因此看不下去。其余的书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他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
到了学校里,用不着防备什么,一放学,就是孩子们的天下。季羡林往往躲到假山背后,或者一个盖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闲书,狼吞虎咽似地大看起来。常常是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有时候到了大黑,才摸回家去。他对小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他们的姓名背得滚瓜烂熟,连他们用的兵器也如数家珍,比教科书熟悉多了,自己当然也希望成为那样的英雄。
有一回,一个小朋友告诉他,把右手五个指头往大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到几百次,上千次。练上一段时间以后,再换上沙粒,用手猛戳,最终可以练成铁砂掌,五指一戳,能够戳断树木。小羡林当然颇想有一个铁砂掌,信以为真,猛练起来,结果把指头戳破了,鲜血直流。知道自己与铁砂掌无缘,遂停止不练。
课外爱好

到了小学高年级后,季羡林的成绩便上来了。在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中获得了六个学期的甲等第一名,成了名副其实的“六连冠”。他读书,读好书,会读书,无论是学业本身,还是其他“闲书”, 他都读,且读通了,读熟了。
中国古籍,他仍不放松钻研极品唐医,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的诗、词作品,庄子、孟子、司马迁、唐宋八大家、明末公安派、竟陵派、清代桐城派,他都读,广泛地吸取营养。外国文学作品,英国名家的散文,他也读了不少。俄国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书籍,他也有莫大的狂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天天都在拼命念这些书。意义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他总是用铅笔记出哪是主词徐良的照片,哪是动词,哪是副词,赋安科技大厦开头似乎还有径可循,但愈来愈糊涂,一个长到两三行充满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如入五里雾中,再也难挣扎出来了。因此还失眠过几次。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矛盾、老舍等人的小说和散文,他几乎都读遍了。鲁迅的作品,季羡林读了所有已经出版的,有的还不止读一遍,其中有些篇章,他能够背诵得出来。季羡林也很喜欢老舍先生的著作,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一开始,老舍的著作,他还不能全都理解,但老舍语言生动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话,间或也加上一点山东俗语,没有那种忸怩作态让人读了感到浑身难受的非常别扭的文体,而是有一种新鲜活泼的力量跳动在字里行间。
这时候,季羡林还读了冯友兰的《人生哲学》。这是季羡林刚走出山东大学附属中学的第一件事,他刚15 岁,既不懂人生,也不懂哲学,但对开设的人生哲学这门课很感兴趣,从此将冯芝生(友兰)的名字,深深印在心中,认为冯先生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大人物。
在这样广泛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他在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对写文章的一套看法。名家时代不同,风格迥异妙妙书,但却有不少共同之处,最主要的有三点:第一,感情必须充沛真挚;第二,遣词造句必须简练、优美、生动;第三,整篇布局必须紧凑、浑成。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而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更是至关重要。他有时甚至想到,写文章应当像谱乐曲一样,有一个主旋律,辅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后照应,左右辅助,要在纷纭变化中有统一,在统一中有错综复杂,关键在于有节奏。
英语与芍药花

在新育小学,季羡林开始学英语。当时的正规小学并不设英语课,季羡林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多是在晚上。学习的机会纯属偶然,大概是这个小学有一位老师会一点英文,他答应晚上可以教一点,但是要收点学费。
这样,一个业余英语学习班便组成了,大约有十几个孩子便凑合成一个班集体。
对于少年的季羡林来说,外语是一种十分神奇的东西。他当时认为,中国的方块字是天经地义,不用方块字,只写一些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的东西,居然也能发出声来,还能有意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越是神秘的东西,便越有吸引力。英语对于季羡林来说,就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万没有想到,望起来如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竟然唾手可得了。
二十六个字母学完后,又学了一些单词,还多少学了点语法。当时最让他伤脑筋的是所谓“动词”,to be 和have 一点也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竟然叫动词呢?他问老师,老师也说不清楚,其他人也说不清楚。后来钱元凯,他才弄明白把英文verb(拉丁文verbum)译为“动词”是不够确切的,容易给初学英语的孩子造成误会。
奇怪的是,每次去学校参加晚上举办的英语学习,总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每次走过学校,眼前总有一团零乱的花影,是绛紫色的芍药花。原来在新育小学校长办公室的院子里,有几个花畦,春天一到,芍药盛开,都是绛紫色的花朵。白天走过的时候,紫花绿叶,那是很分明的。可到了晚上,英语课结束了,再走过这个院子,紫花与绿叶已经化为一个颜色,朦朦胧胧的一堆一团,可白天的印象还在。夜晚的朦胧,更增加了花影的神秘,但鼻子闻到的花香,却仍然证明着花的存在,于是这样的印记便永远留在了脑海里。季羡林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这一幅情景伴随了我一生,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我眼前来,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
如履薄冰

季羡林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是在济南高中。他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所以进校时,心虚是在所难免的。他如履薄冰地走上了济南高中的讲台,拿起了国文课的教鞭。
真讲起课来,这才感到问题的复杂。济南高中共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英文教师满了员瑞蓝二号,用现在的话说叫“超编”。国文教师已有三个,略嫌不足,因此季羡林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教国文。分工自然是一个教师教三个班,三个老教师都是科班出身,教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可三位老教师每人挑去同一个年级中的三个班,备课、教课只有一个头,剩下的一、二、三年级的各一个班,便留给初出茅庐的季羡林了。有什么办法呢?在济南高中,季羡林毕竟是小辈呀苑玉宝!
老教师以偶为饭碗问题不帮季羡林备课,但他们也并非全然不顾这位老学生,他们自然也担心这位老学生会在第一堂课上出丑。于是一个老教师面授机宜,告诉季羡林:上课之前,先要把学生的名字都看上一遍,因为学生名字里经常会有一些生僻、古怪的字,有这样的字,先要查一查《康熙字典》,一位新教师如果第一堂课上就有念不出的学生名字,或者是念错了,在学生心目中,这个老师就不值钱,毫无威信了,老师就不容易再当下去,自然会影响到饭碗能不能拿牢。如果查了字典,点名时临时又碰到了不认识的字,点名时,就不点这个名。点完其他人的名之后,只需问上一声:“还有没点到名的吗?”这时那个没点到名的学生,一定会举手站起来。然后老师再问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呀?”他自己一报名,你也就认识那个字了。如此,就不至于丢“面子”, 威信就十足了。季羡林后来回忆时实话实说:“这虽是简单的一招,我却是由衷感激。我教的三个班果然有几个学生的名字连《辞源》上都查不到。如果没有这一招,我的威信恐怕一开始就破了产,连一年教员也当不成了。”
第一堂课总算平安无事地对付过去了,但是,并不是每堂课都平静无事。有的学生颇有挑衅性。其中有一个比季羡林大五岁的学生,从小就在家里念私塾,旧书念了不少。有一次,他对季羡林说:
“老师,我比你大五岁哩小菜花滚过来。”说罢,嘿嘿一笑,这笑声里,既有威胁,也有嘲笑,更有挑衅。季羡林心里想,你比我大五岁,又怎么样呢,反正老师还是要当下去的,师生的位置是不能换的。
就是这样,也难免会有尴尬的场面出现。当时的济南高中,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风气:教师一定要无所不知。学生这样要求老师妖娆乱,老师则以此自居。尤其在课堂上,老师绝不能承认自己讲错了,也绝不能有什么问题答不出来,否则就会被学生讥笑。这一点对于科班出身的人可能不算很难,但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刚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来说,吴必胜教国文怎么会应对自如呢?又怎能完全回答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呢?
有时候,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被逼得紧了,就硬着头皮,乱说一通黄元申近况。学生究竟相信不相信张骁晗,季羡林自己也不清楚我的长腿叔叔。反正他们也不是傻子,老师究竟多轻多重,他们心中有数。“我自己十分痛苦。
先搬回到寝室,思前想后,坐立不安。孤苦寂寥之感又突然袭来,我又仿佛为人们所遗弃,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一场。”季羡林若干年后,如此道。
幸好,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还继续写散文。有一篇寄给郑振铎先生,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立即刊登了。而且郑先生还写信来,说他正在编一个丛书,要把季羡林的散文编成一个集子,在这丛书里出版,只是时间太紧,集子没有编成。此外,他还在《山东民国日报》上主编一个人文学副刊《留夷》,可以为学生刊登一点好文章。这样一来,季羡林自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且对学生极有吸引力,再加上他年龄与学生相仿,也没有什么架子,不摆什么“师道尊严”,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伙伴,因此,很快就成了济南高中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
帮学生看行李

有一名新生刚走进北大校园,带了不少行李,他想先到其他几个系找他的几位老乡同学,因行李太多在北大“未名湖”旁犯愁。
正好季羡林先生从这里路过,他看季老穿着朴素,还戴着北大的红校徽,断定这个人是学校的老校工,就主动向季老招呼说:“老校工教师请帮我照看一下行李行吗?我去办点事。”季老回答说:“行!
不过要快点回来。”结果这位大学生一去就是三个钟头。季老无奈,正好手里拿着一本校刊就顺便阅读起来,等这本刊物看完了这位大学生还没有回来。着急也没有用,季老只好在这位大学生的行李旁忠实地守候了三个多小时。等这位大学生兴冲冲地回来时,对季老说:“老校工老师你算帮了我一个不小的忙,我利用这段时间把今年同我一起考上北大的湖北老乡都找到了,你以后有什么事请到外语系找我亚古丁。”
一旦抓住一个学术问题就终生不放
季羡林当了北大副教授一周后,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即通知季羡林被聘为正教授,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创造的这个纪录,至今在北大无人超越。
不久后,季羡林的学术功底和独特魅力在一场学术争论中得以显现。季羡林刚回到北京不久,偶然读到《胡适论学近著》,里面有谈到汉语“浮屠”与“佛”字谁先谁后的文章。文章中,胡适之先生与陈援庵(垣)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有所争论,甚至言辞激烈。当年,陈援庵是辅仁大学(北师大前身)校长,胡适是北大校长,两位在学术界都是泰斗级人物,但他们对西域古文字的研究都不及季羡林。季羡林以对吐火罗文等佛经传播的原文语音演变的研究为基础,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并写成了《浮屠与佛》一文,平息了当时两位超一流学者言辞激烈的争论。这篇文章经陈寅恪先生推荐,刊发于当时最高学术刊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篇文章经陈寅恪先生推荐,刊发于当时最高学术刊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这篇文章也开启了季羡林对佛教传入我国途径的研究之门。
50 年后,他写了《再谈“浮屠”与“佛”》重生香港大亨,为这个问题画上了一个相对完满的句号。季羡林说:“我有一个习惯,一旦抓住一个学术问题就终生不放。”
“民办教育的重要意义决不应再忽视”

北京新圆明职业学院院长杨波15 年前还是一介书生,为求学从老家江西来到北京。艰辛的求学之路磨砺了他的意志,也使他在内心深处坚定了一种信念:办一所大学,为老区的莘莘学子铺一条成才之路。
几年间,他把自己编辑书稿和举办培训班一点点积攒下的钱全都捐给了革命老区的失学儿童,使几十名失学孩子重新走进校门。他还自己出资,多次组织首都大中学校的专家教授成立首都义务讲师团,奔赴陕西延安、湖北黄冈、山东临沂等革命老区义务讲学,培训师资。全国多家新闻媒体对他的事迹给予了报道陈鸿梅。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就这样在报纸上认识了这位年轻人。
季羡林像对待自己的得意门生一样多次约杨波来家里,和他谈教育兴邦的道理,谈做人做事的真谛。季老的谆谆教诲如春风化雨赢驷的老婆,滋润着这位年轻人的心,激励着他在求学和兴学之路上发奋求索。
1994 年春天,杨波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出资筹建北京圆明园学院(北京新圆明职业学院的前身)。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季羡林教授时,季先生大加赞赏,为筹建中的学院挥毫题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为立国之本,古有明训。综观中国教育史,办教育总是两条腿走路。时至今日,民办教育的重要意义绝不应再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