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才人国学大师季羡林心中的“天人合一”-建环e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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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季羡林心中的“天人合一”-建环e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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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心语:
若是把每一场旅行都当做人生,是不是所踏出的每一步都预示着我们慢慢变老。接下来就让我们见证一位从风华正茂走到西窗迟暮的老人,拾集他一生的辉煌以及辉煌背后落寞。
作者简介:
季羡林是我国闻名学者,生于1911年8月2日,山东清平(今临清市)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秋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大教授伊尔盼,并创办东语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非研究所所长等职。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国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等。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近年担任《儒藏》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首席顾问。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季羡林不仅是学术造诣颇深的闻名学者,还是一个闻名作家。他年轻时就创作发表了许多散文、杂文作品,是“清华四剑客”之一,在当时文坛很有名气。他回国后,在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同时,还创作的大量优秀散文、杂文作品,在中国文坛有很大影响,深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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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新解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中外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哪一个也回避不开。 但是,对这个命题的理解、解释和阐述,却相当分歧。学者间理解的深度和广度、理解的角度,也不尽相同。这是很自然的,几乎没有哪一个哲学史上的命题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我在下面先简略地谈一谈这个命题的来源,然后介绍一下几个有影响的学者对这个命题的解释,最后提出我自己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新解”吧。对于哲学,其中也包括中国哲学,我即使不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最多也只能说是一个站在哲学门外向里面望了几眼的好奇者。但是,天底下的事情往往有非常希奇的,真正的内行“司空见惯浑无事”,对一些最常谈的问题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而外行人则怀着一种难免幼稚但却淳朴无所蔽的新鲜的感觉,看出一些门道来。这个现象在心理学上很轻易解释,在人类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并不稀见。我希望,我就是这样的外行人。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命题的来源和含义。
什么叫“天人合一”呢?“人”,轻易解释,就是我们这一些芸芸众生的凡人。“天”,却有点困难,因为“天”字本身含义就有点模糊。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笔下,天有时候似乎指的是一个有意志的上帝。这一点非常稀见。有时候似乎指的是物质的天,与地相对。有时候似乎指的是有智力有意志的自然。我没有哲学家精细的头脑,我把“天”简化为大家都能理解的大自然。我相信这八九不离十,离开真理不会有十万八千里。这对说明问题也比较方便。中国古代的许多大哲学家,使用“天”这个字,自己往往也有矛盾,甚至前后抵触。这一点学哲学史的人恐怕都是知道的,用不着细说。
谈到“天人合一”这个命题的来源,大多数学者一般的解释都是说源于儒家的思孟学派。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狭隘的理解。《中华思想大辞典》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这是很有见地的话,这是比较广义的理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郭紫欣。我现在就根据这个理解来谈一谈这个命题的来源,意思就是血魂书生,不限于思孟,也不限于儒家。我先补充上一句: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
为了方便起见,我还是先从儒家思想介绍起。
《周易·乾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讲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人生的最高的理想境界。
孔子对天的看法有点矛盾。他时而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不言而四时行,而万物生。他时而又认为,人之生死富贵皆决定于天。他不把天视作有意志的人格神。
子思对于天人的看法,可以《中庸》为代表。
《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孟子对天人的看法基本上继续了子思的衣钵。
《孟子·万章上》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天命是人力做不到达不到而最后又能使其成功的力量,是人力之外的决定的力量。孟子并不认为天是神;人们只要能尽心养性,就能够熟悉天栾舒越冯喆朱珠。《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贺兰才人”
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是当时儒家的代表舞出我天地。是他认真明确地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说:“人有三百六卜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数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谷川之象也。”《阴阳义》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非常明显的。他的天人感应说,有时候似乎有迷信色彩,我们不能不加以注重。
到了宋代,是中国所谓“理学”产生的时代。此时出了不少大儒。尽管学说在某一些方面也有所不同。但在“天人合一”方面,儿乎都是相同的。张载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程颐说:“天、地、人,只一道也。”
宋以后儒家关于这一方面的言论,我不再介绍了。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个思想不限于儒家。假如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把“天人合一”理解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那么在儒家之外,其他道家、墨家和杂家等等也都有类似的思想。我在此稍加介绍。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说:与自然无所违。《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看起来道家在主张天人合一方面,比儒家还要明确得多。墨子对天命鬼神的看法有矛盾。他一方面强调“非命”、“尚力”,人之富贵贫贱荣辱在力不在命眭依凡。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义推崇“天志”、“明鬼”。他的“人”似乎是一个有意志行赏罚的人格神。天志的内容是兼相爱。他的政治思想,比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也有同样的标记。至于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应同》中说:“成齐类同皆有合,故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作而众作来。
《高箴》云:‘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这里又说:“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吕氏是主张自然(天)是与人相应的。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就介绍这样多。我不是写中国哲学史,不过聊举数例说明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十分普遍而已。
不但中国思想如此,而且古代东方思想也大多类此。我只举印度一个例子。印度古代思想派系繁多。但是其中影响比较大根柢比较雄厚的是人与自然合一的思想。印度使用的名词当然不会同中国一样。中国管大自然或者宇宙叫“天”,而印度则称之为“梵”(brahman)。中国的“人”,印度称之为“我”(Atman,阿特曼)。总起来看,中国讲“天人”,印度讲“梵我”,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印度古代哲学家有时候用tat(等于英文的that)这个字来表示“梵”。梵文tatkartr,表面上看是“那个的创造者”,意思是“宇宙的创造者”。印度古代很有名的一句话tattvamasi,表面上的意思是“你就是那个”,真正的含义是“你就是宇宙”(你与宇宙合一)。宇宙,梵是大我;阿特曼丁明山,我是小我。奥义书中论述梵我关系常使用一个词儿rahmatmaikyam,意思是“梵我一如”。 吠檀多派大师商羯罗(Sankara,约公元788—820年),张扬不二一元论(Advaita)。大体的意思是,有的奥义书把“梵”区分为二:有形的梵和无形的梵。有形的梵指的是现象界或者众多的我(小我);无形的梵指的是宇宙本体最高的我(大我)。有形的梵是不真实的,而无形的梵才是真实的。所谓“不二一元论”就是说:真正实在的唯有最高本体梵,而作为现象界的我(小我)在本质上就是梵,二者本来是同一个东西。我们拨开这些哲学迷雾看一看本来面目。这一套理论无非是说梵我合一,也就是天人合一,中印两国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上面的对中国古代思想和印度古代思想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使用的名词不同,而内容则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
我个人认为。这种思想是有别于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这个思想非常值得注重,非常值得研究,而且还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
专就中国哲学史而论,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说到:哪一个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也回避不开“天人合一”这个思想。要想对这些学者们的看法一一详加介绍,那是很难以做到的姜妍整容前后,也是没有必要的。我在下面先介绍几个我认为有代表性的哲学史家的看法,然后用比较长一点的篇幅来介绍中国现当代国学大师钱宾四(穆)先生的意见河铉雨,他的意见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首先介绍中国闻名的哲学史家冯芝生(友兰)先生的意见。芝生先生毕生研究中国哲学史,著作等身,屡易其稿,前后意见也不可避免地不熊完全一致。他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部皇皇巨著,在半个多世纪的写作过程中,随着时代潮流的变换,屡屡改变观点,直到逝世前不久才算是定稿。我不想在这里具体讨论那许多版本的异同。我只选出一种比较流行的也就是比较有影响的版本,加以征引许西川,略作介绍,使读者看到冯先生对这个“天人合一”思想的评论意见。我选的是1984年中华书局版的《中国哲学史》。他在上册页164谈到孟子时说:“‘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等语,颇有神秘主义之倾向。其本意如何,孟子所言简略,不能详也。”由此可见,冯先生对孟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没有认真重视,认为“有神秘主义倾向”。看来他并不以为这种思想有什么了不起。他的其他意见不再具引。
第二个我想介绍的是中国闻名的思想史家侯外庐先生。他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谈到《中庸》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引用了《中庸》的几段话,其中包括我在上面引的那一段。在页381侯先生写道:“这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已在西周的宗教神上面加上了一层‘修道之谓教’。”看来这一位中国思想史专家,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解与欣赏水半,并没能超过冯友兰先生。
我想,我必须引征一些杨荣国先生的意见,他代表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御用”哲学家的意见。他是十年浩劫中几乎仅有的一个受青睐的中国哲学史家。刘冠廷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可以代表他的观点。在这一部书中,杨荣国教授对与“天人合一”思想有关的古代哲学家一竿子批到底。他认为孔子“要拯救奴隶制的危亡,妄图阻止人民的反抗”。孔子的“政治立场的保守,决定他有落后、反动的一面”。对子思和孟子则说,“力图拯救种族统治、把孔子天命思想进一步主观观念化的唯心主义哲学”。“孟子鼓吹超阶级的性善论”。“由于孟子是站在反动的奴隶主立场,是反对社会向前发腱的,所以他的历史观必然走上唯心主义的历史宿命论”。“由是孔盂之道更加成为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要彻底砸烂这些精神枷锁,必须批判孔孟哲学,并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下面对董仲舒,对周敦颐,对程颐,对朱熹等等,所使用的词句都差不多,我不一一具引了。这同平常我们所赞同的批判继续的做法,不大调和。但是它确实代表了一个特定时期的思潮,读者小可不知,所以我引征如上。
最后,我想着重介绍当代国学大师钱穆(宾四)先生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看法。
钱宾四先生活到将近百岁才去世?他一生勤勤恳恳,笔耕不辍,他真正不折不扣地做到了“著作等身”,对国学研究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贞献。
他涉猎方面极广,但以中国古代思想史为轴心。因此,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在他那些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著述中,很多地方都谈到了“天人合一”。我不可能一一列举。我想选他的一种早期的著作,稍加申述;然后再选他逝世前不久写成的他最后一篇文章。
两个地方都讲到“天人合一”;但足他对这个命题的评价却迥乎不同。我认为,这一件事情有极其重要的含义。一个像钱宾四先生这样的国学大师,在漫长的生命中,对这个命题最后达到的熟悉,实在是值得我们非常重视的。
我先介绍他早期的熟悉。
宾四先生著的《中国思想史》中说:中国思想,有与西方态度极相异处,乃在其不主向外觅理,而认为真理即内在于人生界之本身,仅指其在人生界中之普遍者共同者而言,此可谓之内向觅理。
书中又说: 中国思想,则认为天地中有万物,万物中有人类,人类中有我。由我而言,我不啻为人类中心,人类不啻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我又为其中心之中心。而我之与人群与物与天,寻本而言,则浑然一体,既非相对,亦非绝对。
在这里,宾四先生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没有加任何评价。大概他还没有感觉到这个思想有什么了不起之处。
但是,过了几十年以后,宾四先生在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对“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有了全新的熟悉。文章不长,《中国文化》系专门学术刊物又不大轻易见到,我索性把全文抄在下面:[前言]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九月,我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
惜余已年老体衰,思维迟钝,无力对此大体悟再作阐发,惟待后来者之继起努力。今适中华书局建立八十周年庆,索稿于余,姑将此感写出。以为祝贺。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题,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
学术著作作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梅特卡夫《现代佛学大系》《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敦煌学大辞典》(是与100多人共同编辑,不是著作)《大唐西域记校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大国方略:著名学者访谈录》《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东方文化》《东西文化议论集》 季羡林等编《世界文化史知识》季羡林 周一良 张芝联 主编
散文随笔作品
《清塘荷韵》《赋得永久的悔》《留德十季羡林著作年》《万泉集》《清华园日记》《牛棚杂忆》《朗润园随笔》《季羡林散文选集》《泰戈尔名作欣赏》《人生絮语》《天竺心影》《季羡林谈读书治季羡林谈人生学》《季羡林谈师友》《季羡林谈人生》《病塌杂记》《忆往述怀》《新纪元文存》《夹竹桃》《家贫母寒》
翻译作品
《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

所获奖项
年份 获奖

1986年 论文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1987年 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1989年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1990年 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1992年 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1992年 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1997年 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1997年 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 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1998年 德黑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99年 《季羡林文集》(24卷)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2000年 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获长江读书奖“专家著作奖”。2000年 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2006年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2006年 9月26日,在中国译协庆祝国际翻译日·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季羡林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地下裁决。


本期编辑 | 王亮
指导老师 | 魏曼
文字来源 | 大海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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